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目前时局的报告》，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总结了经验教训；报告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为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并着重谈了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整风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及关于工业、商业、财政的管理体制和关于劳动工资、劳保福利问题的几项规定草案。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五个问题：一是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很合适的形式；二是关于农业问题；三是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四是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五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这次会议对1956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若干正确作法再次提出尖锐批评，这实际上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八届四中全会1958年5月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8年5月5～23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上述报告。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二是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三是提出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大会增选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1958年5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出版《红旗》杂志，每半月一期，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期间(12月1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著名短文；12月6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

　　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5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重点讨论了：(1)人民公社问题，重申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2)1959年国民经济草案；(3)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7月2～15日，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的概念，是对《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展。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帐。8月2日～16日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1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号召全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全会还批准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其中，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有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人员名单：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领导机构（1956）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9月28日晚间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九十六人，候补委员七十人。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一）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邓小平

    （二）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从吾、王维舟、王维纲、帅孟奇、刘格平、刘锡五、刘澜涛、李士英、李楚离、肖华、吴溉之、高克林、高扬、马明方、张鼎丞、董必武、钱瑛

    候补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翰、刘其人、李景膺、龚子荣

    书记：董必武

    副书记：刘澜涛、肖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