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 听昔日领导者讲述“一二九运动” 字体:大 中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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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二九运动”70周年的纪念日，这场伟大运动硕果仅存的直接发动领导者之一谷景生已于2004年与世长辞。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几位知情者披露了一些重要线索，使我们能够在谷景生生前聆听了他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
随着谷景生的追忆，使我们以往在阅读那场运动之际，因时间的久远和某些特殊缘故语焉不详而产生的疑问，得以解析。我们记录和整理出了这个历史真相逐渐廓清的过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发表，用以纪念这场意义非凡的运动，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一个情操高尚的共产党人的深切追思。
一
毛泽东曾把“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说“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如果我们沿着“一二九运动”的脉络往下读中国的历史，就会清晰地看到：正是这场浩大的运动，激励起全民族的抗日勇气和热忱，大批的知识分子溶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而后的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栋梁才畯。
从许多经历者的回顾中，甚至《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有关“一二九运动”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这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
在运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中，将领导层定位最高最广的是毛泽东，他1939年的讲话中说“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再次是共产党的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包括从狭义“一二九运动”、民族解放先锋队组建发展、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荡及数省的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救亡运动，是一个被大大泛化了的概念。因此，直接领导者亦被扩大到中共北方局、上海以及各地的党组织。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 （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衍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市民游行，我心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不单单披露他了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人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还有一种把北方局的领导具体化到刘少奇的说法，就与事实更远了。刘少奇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于1936年春季才作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离开陕北前往天津的。
二
既然中共北方局没有对运动做出过什么指示，那么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这个党，就只能从北平市地下党组织方面进行稽索。
可1935年前后北平市的中共组织情况，又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且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
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寥寥：“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文革”中他身陷囹圄，受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他历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等要职，但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寥寥，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难道就因为他们的政治坎坷沉浮和过早的辞世，一场对民族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进行得有声有色堪为白区斗争范例的运动的高层邃密运筹，就将永远一语带过吗？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的韩天石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来人走后，秘书随即给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的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经过总编辑范敬宜的手，该文被安排在“文件·报告·回忆录”专栏。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登出，立即引起了各主流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打破。
李昌、韩天石等“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也都在座谈会后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暖了。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三
谷景生的文章，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消，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爬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详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以往分析“一二九运动”形成因素，不外乎迫在眉睫的危亡时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共产党人的振臂一呼，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干柴和火种，当然他还补充了红军到达陕北和《八一宣言》发表的影响。
但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力求在具体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
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省景生等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
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力反对。王、朱固守着“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的旧旨，认为岂能向国民党求抗日民主，北平党要做的仍是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王健等人的革命坚定性尚堪嘉许，但思维僵化和缺乏政治智慧，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转变当口的承担大任者。特别是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还采取了压制打击的作法。当彭、谷、周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撤了彭涛的职。此外，在彭、谷、周听闻有王揖唐等汉奸参加的“冀察政务委会”将成立的消息，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请愿运动时，王健等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然而，“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坚持前议，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支持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畅地发动。
四
在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让我们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毛泽东将之简括为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具体到谷景生个人，他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1933年秋季谷景生是让人抬进北平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未等谷景生伤愈，就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在那些日子里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
当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就在这时，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于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
彼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是因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决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体。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谷景生发展的党员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
五
谷景生告诉我们他们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他的住处召开的。“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谷景生的很多意见是通过她传递出去的。因此，郭明秋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
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并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援示威行动。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 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因而也强烈要求“再来一次”。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设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大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此次行动让口才好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还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然而当人们了解了这些历史的真相后，更会由衷生出对这些真正共产党人的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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